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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告别李泽厚

日期:2019-12-2(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方绍伟:告别李泽厚

方绍伟:告别李泽厚

发布时间:2018-09-01 07:46:37 已有: 人阅读

核心提示:从“告别”到“告别辛亥”,李泽厚先生在“从应然推导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谬误”上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这是一种“以愿望代替现实”、“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释世界”的错误,也是我们要“告别李泽厚”的原因。中国也许早就已经进入了“言不称李泽厚”的时代,而这也可能与要不要“告别”无关。但在“告别”的背后,包含的是“告别李泽厚”的全部理由。

辛亥百周年前夕,曾于1995年发表了《告别》一书的李泽厚先生又推出了“告别辛亥”。《告别》是李泽厚先生与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录,“告别辛亥”则是马国川先生对李泽厚先生的采访录(见马国川:“李泽厚:告别辛亥”,史料信息网,2011-9-22)。

李先生采访中说:“我提出的‘告别’,就是要告别辛亥。……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梁启超当年是为了改良而讲,今天我讲告别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

19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段“言必称李泽厚”的时期,但从最近一段时间李先生的言论看,特别是从“告别辛亥”采访录的观点看,“告别李泽厚”的时刻已经到来;更准确地说,“告别李泽厚思想”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告别辛亥”里,李先生的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历史和分析的方,二是对辛亥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本文认为,李先生在这两个方面的观点都有非常严重的错误,是一种“以愿望代替现实”、“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释世界”的错误。

李先生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但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辛亥之后,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成为制度,“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势力的基础”。

“辛亥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如果没有会有‘文化大’吗?没有秦始皇中国会统一吗?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历史。特别是在军事、上,偶然性很大。只有经济发展是必然的”。

我这里要质疑的,不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经济发展必然论”和“历史偶然论”,到底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还是一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愿望。李先生所说的“要告别辛亥”给人们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他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看到了他主观愿望里对应的理想发展图景,然后从这个主观愿景出发,倒推出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历史的方。

李先生说:“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我们要理智地、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历史,也不能因为历史而无视现实的问题”。

李先生显然是针对“右的观”提出这个批评的,但人们从这个批评里,却读出了另外一种“对现实的情绪”,那就是李先生身上存在的,被马国川先生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出来的“保守和守旧”的情绪。注意,我这里关心的,不是一般想象的哪种情绪更对更好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学术研究中“从情绪出发”的普遍问题,是李先生所说的那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李先生自己不幸未能避免的“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的问题。我从李先生的情绪和观点里看到的,恰恰就是李先生自己在批评别人时提出的警告:“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

具体的观点涉及下面将讨论的“关于辛亥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这里要先指出的是方问题。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论”和“经济发展必然论”通通都是愿望。我这里所说的“愿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个含义,我要说的是: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论”和“经济发展必然论”,是一种以“改造世界”为基准的“哲学”和“价值规范”,不是一种以“解释世界”为基准的“历史哲学”和“实证分析”。“以经济发展推动制度逐步地改变”是一种善良的设想,这个“现代化命题”早就被“经济发展不必然导致化”的事实所否定(见“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一文)。“经济发展必然论”更是被“低效制度长期存在”的事实所证伪。

问题当然不在于一个学者可以有自己的“哲学”,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学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哲学”,偷偷地转化为一种貌似“历史哲学”的方去分析历史和现实,他就不再是在“客观或尽可能客观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他就是在规范地和主观愿景地解释历史和现实。在现实的层面,李先生当然可以设想这样去“改造世界”,但那就不再是对现实的分析,而是对现实的愿望;在历史的层面,他就不是在“解释世界”,而是在让历史按照他的主观愿景推进。如此,李先生就不得不对已经发生的事实做出“反历史的假说”,他就不得不以“历史偶然论”和“个人作用论”来分析已经发生的事实。

下面我们会马上看到,李先生在“关于辛亥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中正是这么做的,而这么做的最大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本来历史面目是不是被掩盖了?当一个学者硬把自己的“价值规范”镶嵌到历史事实中,当历史事实没有“价值规范”就不存在时,历史还是本来的那个历史吗?

李先生说:“我提出的‘告别’,就是要告别辛亥”。但是他要发出的信息却给人以倒过来的印象,那就是:当代中国应该告别,所以我们也要告别辛亥。用李先生自己的话说:“有些人反对我的‘告别’,我就反问,现在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样就会成功?不,我看会彻底失败”。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先生是“从告别当代推导到告别辛亥”的。当然,李先生的真正想法也可能是双向的,甚至可能是“告别任何”。但李先生的“价值规范”不是我的关注点,我关注的是他这种情绪对历史分析的影响。

不难想象,李先生会说:“我对辛亥的评价很低”。但是,他接着说的却是他的“哲学”转换为“历史哲学”后更成问题的看法:

“辛亥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制度。……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势力的基础”。

“慈禧死后,清廷搞皇室内阁,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她在世时是重用汉人的。重用李鸿章,重用张之洞,谈判都是让李鸿章出马。慈禧太后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引起保路风潮”。

“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废科举,斩断了一切士大夫的传统道路,等于斩断了皇权制度的基础啊。她能够做出这等大事,还有什么不可设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齐啊”。

在李先生的这些“反历史假说”、“历史偶然论”和“个人作用论”背后,包含的已经不仅仅是对辛亥史的论说,而是更一般的历史观点,包括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原因,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的原因等等。

如果我们要分析具体一场的原因,我们应该象李先生在批评别人时说的那样,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但是,李先生自己分析原因的角度,却不幸就是“告别”的角度。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不,社会本身可以更好。法国大那么多年,结果让英国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英国政权稳定,建立了比法国更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体系和制度,发展更平稳。但是因为没有经过,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很强”。

问题来了。是因为英国人具有“等级观念很强”等方面的特征,才导致了“没有大、发展更平稳”,还是象李先生说的反过来呢?我对李先生的最大质疑就是这一点:李先生用“哲学”替换“历史哲学”,从价值愿望的角度观察历史和现实,把主观愿景附着到历史事实上,结果出现了“以结果为原因”的“颠倒因果”错误,即把具体历史文化主体的特征,说成了“告别”的结果,而事实却是:英国人之所以“没有大、发展更平稳”,完全离不开英国人“等级观念很强”等方面的文化特征。

“保守的民族性”与“保守的”也许确实是互为因果的,但这个结论是从“告别”的愿望、还是从“冷酷实证”的观察得到的,含义却大不一样。“告别”的愿望会高估“历史偶然性”,这时,“历史偶然性”变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偶然性”,它不再需要具体的文化特征为依托。而如果从“冷酷实证”的观察出发,“历史偶然性”就只是加达默尔式“解释学”含义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历史文化情境中的“历史偶然性”。

正是因为夸大了“历史偶然性”,李先生可以断言:“辛亥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然而,真正的问题却不在夸大“历史偶然性”本身。历史已经那么发展过来了,现在站出来说“不一定必然那样”,这并不能增加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关键是为什么“不一定必然那样”?而这就要涉及到“王朝的兴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了。呼和浩特哪家癫痫病医院最专业癫痫发作面色青紫没有记忆甘肃羊羔疯治疗好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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